一直在折磨我的心灵。 我说:“这件事不能着急

时间:2019-09-29 12:28来源:豉汁鱼云网 作者:龙虾

  过两天苟医生打电话到家里来,一直在折磨我说:一直在折磨“你晚上来吧。”他很兴奋地说:“谢谢池处长。”天黑后他来了,我说:“这件事不能着急,有好几份材料在这里,不可能都是唯一的吧。”他急了说:“那,那……”右手闪电般从西装领口处往怀里一插,又抽了出来。我说:“材料你明天还是交给处里小梁,按程序来。我去交给他,那算怎么回事?”他手又迅速往怀里一插,再抽出来说:“那池处长的意思是没希望了?”我说:“我说过这个话吗?”就把那包东西拿出来,“这点东西我没看,不知道是什么,可能是烟吧。我又不抽烟的,你暂时拿回去。”他涨红了脸拼命推过来说:“池处长您叫我回去怎么交待,大家都望着我呢,我把好消息都告诉他们了。您老人家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吧。”又从怀里摸出一包放在桌子上说:“我知道那点东西不成敬意,我和老毛商量了,想打点埋伏,开张的时候用钱的事多,这太不应该了,简直就违反了惯例,池处长您老人家就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。”我说:“叫你收起来你就收起来,不收我就叫纪检会卢书记来收。”他睁了眼望着我,不认识似地张口呆了半天说:“真的?”他把钱收起来说:“我真的没脸回去,大家都把脖子伸直了等着我呢。”把头垂着站了起来,直直地挺着。我说:“把东西收起来再说话。”他坐下来,我说:“你们的材料我看了,还要到市卫生局去补充两个证明,你明天交给小梁。如果材料属实,还是比较扎实的。”他说:“有一点不属实,池处长您砸死我。”说着拿一包钱在头上用力砸了一下,“这点东西?”把叠着的两包东西推过来。我说:“你要我犯错误,我敢犯吗?”他说:“谁说这是错误?花钱办事,天经地义!谁辛苦了谁也该有点车马费吧。要不我以儿子父亲的名字起一个毒誓在这里。”我笑了说:“那不等于让我咒你父亲儿子?”又说:“要不等于我在你那里入一份股,没发财就算了,发了财咱们再说。”他似乎明白了说:“对对,这就是池处长的股本了,我开个收条给您?我们做事认真点,收了人家的钱,总不能点个头就算数吧。”我说:“那不是我的钱,我得另外拿钱。”他想想说:“您老人家就拿一百块钱。”我笑了说:“一百块钱还不够吃顿饭,一年能有多少息?”他竖起一根指头,我说:“一百?”他说:“池处长您别开玩笑。”把指头勾下去再竖起来。我说:“那么是一千了!”他说:“一千在池处长这里怎么拿得出手?”我说:“那么是一万了?”他说:“池处长您觉得……那么一万五好不好?”我说:“再说吧。”就拿了一百块钱给他。他收了说:“池处长您真的帮我们大忙了,这点钱是我们七家人凑起来的,租房子买仪器还没着落呢。大家想着第一是招牌,招牌有了,钱总是有办法的。”我说:“你们也不容易。”他叹一口气。走的时候说:“明年我给您拜个早年吧。”他去了,董柳从房中出来说:“就让他这么走了?”我说:“我们多少也凭点良心吧。”又说:“不知道这两壶茶油一百块钱够不够?”我把茶油提了一壶,送到晏老师家去了。

出了门我心乱如麻。晏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,我的心灵我好像到这时候才模模糊糊摸到了现实人生那粗糙的边缘。毫无诗意,我的心灵令人沮丧,冷到心底。我在寒风中颤抖了一下,又颤抖一下,也不知是心冷呢还是身上冷。走到宿舍楼下我收住了脚,看着表已经十二点多钟。我转身向办公楼走去,是的,我得好好想想。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,一直在折磨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,一直在折磨万事不合作。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,竟会闹到这种地步。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。孙之华说:“你五十八九了,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,我五十才出头呢。”传说无法证实,但在厅办公会上,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,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,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。孙之华马上反驳说:“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,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,那该出多少钱.也请同志们算一算。”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,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,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,躲开了。我想起钟处长“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”那句话,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,咬牙撕开脸皮说:“这倒不是一回事,平时用车是上下班。”袁震海马上说:“一样是公车,一样是回家,一样烧油,哪点不是一回事?”我捏了捏拳,奋不顾身似地说:“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,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?”袁震海马上说:“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?”

  一直在折磨我的心灵。

春节那天我和董柳带一波去了。董柳要买古汉养生精,我的心灵又要买红桃K。我说:我的心灵“人家学中医的,你买点水果还实在些。”就买了一箱进口苹果,把别人送的好酒提了两瓶。去之前我给卞翔打了个电话,问问马厅长近来的情况,知道他最近不怎么上班,呆在家里。这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,马厅长情绪消沉,我就是罪魁祸首了。春节那天我去晏老师家拜年,一直在折磨把事情对他说了。我的意思是在这关键时刻,一直在折磨有什么绝招没有?他在纸片上写了四个字:以静制动。又在反面写了四个字:两个凡是。我看了说:“懂了。”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争取。出来时晏夫人说:“我家阿雅在郊区医院学不到什么技术,也不是个长法,能不能活动一下调到人民医院?”阿雅的事我知道,她在那里呆这么多年都忍无可忍了。她一个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陪上面来检查的领导打麻将。医院领导给她几千块钱,输光了就完成了任务。这算不算腐败也讲不清,至少不算行贿受贿吧,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追究吧。在这些时候,地位高的人永远是赢家。当然他也不傻,也知道自己是从何赢起,到时候是要回报的。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。我说:“我不是厅长,哼一声就算数的,给我一点时间,半年之内。”晏老师说:“你别在现在为难他。”我说:“现在是有点为难,也许以后就不那么为难了。”春节之前袁震海找我商量说:我的心灵“大家这一年都辛苦了,我的心灵今年就多发点奖金吧。”我来了近两个月也没搞清处里小金库有多少钱,就趁机说:“不知处里还有多少存货?”他说:“存货嘛,除了厅里发的,我们每个人再发它一两万怎么样,钱留着也是个祸害。”我一听这个数字,脑袋“嗡”地响了一下,这不是工资的几倍吗?怪不得别人日子过得那么滋润,我以前都想不通。我知道每年省里搞资格考试,复习资料都是处里找人编了发下去的,没想到好处有这么大。我说:“我刚来不久,就少拿点。”他说:“你来了就是处里的人,怎么少拿?本来想元旦前就发了它的,知道你会来,我就压下来了。”我马上说:“袁处长为我想得这么细,我真的不知怎样才好。我还是拿最低的那个档次算了。”他说:“我们按惯例,下午我叫小梁取了钱,把帐做好。”我想着这点钱我还不能少拿,钱发下来总有个等级,我不在中间过渡一下,他就太突出了。晚上我拿了一包钱回去,递给董柳。她打开报纸一看是三万块,张着嘴在桌边站了好一会说不出话来,眼睛都直了。事后我悄悄问处里那些人拿了多少。也有说一万一的,也有说一万二的,没有人知道袁震海是多少。我心里很不安,怕他们有意见,可他们一个个都不说话。我想着他们肯定都有怨气,全部都活活地憋死在肚子里了。能不憋吗?我没告诉他们我拿了多少,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有这么好的群众,当领导也不难。

  一直在折磨我的心灵。

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,一直在折磨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。我的思维非常清晰,一直在折磨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,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,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。到北京这么几天,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,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。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,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,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。这是一种呼唤,一种牵引,一种诱惑。你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,否则就跟着走。我忽然意识到“跟着感觉走”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,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。除了几个敏感部位,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?可是,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?时代变了,我变不变?别人都轻装上阵了,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,而我还在原地徘徊。巨大的潮流涌来了,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,不,不止是震动,简直就是地动山摇,我自岿然不动?只有跟上潮流,才有希望。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,这是一种情感本能,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,我曾为之骄傲,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去,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。没有人愿意理解,包括董柳,包括许小曼。只有在夜深人静中,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,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,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。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,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。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,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,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,就在楼梯上停住了,侧着身子站着,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。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,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,董柳说:“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,他好房子住了,钞票口袋里揣了,开车到处跑,你还看不起他?”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,这么实在,可细想之下,俗也有俗的道理,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?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?猪人也好,狗人也好,那只是一种说法,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,能干的人,适于生存的人。而关注人格,坚守原则,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,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,跟不上时代的人。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,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。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标准,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。什么都是相对的,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。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,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,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,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,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。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,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。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,要抛开一切,轻装上阵,投入生存的竞争。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:“那样我是谁呢,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?”赶紧缩了回来,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。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“砰”的一声震响。从那以后她就特别注意打扮自己,我的心灵化妆品买了一大堆,我的心灵都是高档的,一天到晚对着镜子把各种早霜晚霜往脸上抹,在眼角揉了又揉。每天脸上的作业要做两次,没半个钟头完不了。我说:“董柳你把镜子照穿了,你也回到十八岁去。”她说:“知道你们男人总惦记着十八岁,哼!”又说:“我化妆是给自己看的,不是给别人看的,你别自作多情。”一个星期三次,她把黄瓜皮贴得满脸,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一个多小时,又买了什么霜一天两次抹在胸前,后来干脆弄了一种中药塞在乳罩里面。我说:“干什么呢,我也没说你不好。”她说:“我不信你的,你们男人谁不知道?电视上说做女人挺好,挺好,都是被你们男人逼出来的。”

  一直在折磨我的心灵。

从温汤回来我就调到药政处当了处长,一直在折磨成了丁小槐的上级。这使他很不自在,一直在折磨笑脸总掩饰不住后面的不自在。我觉得自己当这个处长是顺理成章,丁小槐你写过几篇药理学的论文?在知识化的时代你业务上叫不响你还想跟我攀比?当了这个处长我心中免不了飘飘然的,但只在家里对董柳飘一下,在外面决不作出任何轻狂之相。一个处长算什么,万里长征才走了三五里地呢。

从晏老师家回来我一夜没睡着。他说得对,我的心灵只问结果不论过程,我的心灵谁对你负责,你就对谁负责。这话听去有点有奶就是娘的意思,完全不合我做人的原则。可要吃奶是人的生存本能,谁还敢说自己不吃那口奶吗?首先是生存,然后才是生命。在还被生存问题困扰着就去谈生命,那太奢侈了,那是圣人的选择。我是凡人,我有欲望,我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。无欲则刚,我刚了这么多年,落到如此地步不说,看不见牺牲的意义更是使人沮丧以至绝望。我必须紧急启动奋起直追。几乎每一个有了进步机会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机会是谁给的,自己的根本在哪里,是谁在对自己负责,而且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。寡妇睡觉上面没人而有了机会,这恐怕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公事公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个人化的时代也改变了权力的存在方式。于是人们知道自己应该感谢谁报答谁。他们口里说感谢组织培养,心里却洞若观火地知道应该感谢谁报答谁。由于利益过于巨大,甚至大到人们不敢想象,那些有权签发任免书的人就成了神人,还有谁敢对他说三道四吗?他们的神圣感是由手中权力决定的,但却有着自己的智慧高人一筹的感觉,周围的人不断加强着他这种感受。在我们这个大院里吧,除了到马厅长那里去争取资源,就没有第二种选择。马厅长就是组织,组织就是马厅长,从去年贺书记退休以后更是如此。第二天清晨出殡,一直在折磨他们给遗体把赶制出来的寿衣换上,一直在折磨按照父亲生前的交待,用一块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来。几个小伙子把我从灵柩边架开,我远远看见他们换了寿衣,裹上白布,又把许多生石灰塞了进去,再把白布一层层盖上。一切准备好了,又架着我过去见最后一面。我看见父亲躺在那里,只露出一张脸,像睡着了一样。我想到这就是永别了,哭得气绝。唱夜歌的庄严地喊道:“时辰到!”鞭炮响了起来。两个年轻人把棺材盖上,马七爹走上去长揖三次,拿着竹钉钉了起来。我挣扎着要扑上去,秦三爹说:“按规矩办!”两个年青人把我死死地架住,按在地上跪着。杠头唱了声:“咦哟嗬,起!”十六个人就把棺材抬了起来。主杆的前面站着一只翅膀被扎起来的雄鸡,后面是一只巨大的银色纸鹤。我端着遗像在前面走着,每一次换杆我都转过身来给抬杠的人磕头。唢呐在山间小路上凄婉地响着,唢呐一停,鼓和钹就响了起来,回声从四周的山上荡了过来。

第二天丘冯两位来到我办公室,我的心灵冯其乐说:我的心灵“池厅长你昨天的报告反应还是很强烈的。”我说:“这是意料之中的。我们天天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,说了几十年总不能停在口头上,怎么相信怎么依靠,不能放空炮,总要找到一种途径,至少也要有一个对话的渠道。领导是服务,来点真的,服务还怕监督?干部是公仆,也来点真的,公仆还压着主人?干部是公仆,他们的权力是群众给他们来服务的。这个道理不能停在嘴上,写在书上,要落到实处!怎么落到实处,靠我们这些人自觉那是不够的,要靠制度保证,把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,否则就是一句空话。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啊!”冯其乐不说话,看着丘立原,丘立原说:“我还是支持这种改革的。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害怕监督,我下楼再上楼就上班了,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车,我不怕群众监督。”我说:“事情是我们集体决定的,我们这个班子就与改革共存亡,你们可不能临阵倒戈!”丘立原说:“我的态度一如既往,是支持池厅长的改革的。”冯其乐说:“我还是有点担心,怕乱了章法,削弱了厅里的领导。”我说:“我们就相信群众试一试,他们不懂道理?会乱来?厅里掌着舵,章法也乱不到哪里去。”冯其乐说:“池厅长你真有信心?”我望了丘立原说:“你呢?”他说:“我有信心,我有。”第二天上班,一直在折磨袁震海意味深长望我一眼,一直在折磨我微微一笑,默契地点点头。快到中午的时候,董柳打电话来说:“那点东西你不要就算了,千万别往上面送。我刚才跟护士长闲聊,她说三号床的潘毕直早几个月是云阳市的市长,从省里调去想干点事,收了推不掉的红包一律上缴,引起了公愤,工作硬是展不开,选举的时候硬是被当地人选下来了,回到省里就退休了,气病了在这里。”放下电话我摸了皮包里的钱鼓鼓地还在,就放了心。

第二天上班我就去找孙副厅长,我的心灵到了办公室门口,我的心灵想推门进去,又不知里面有没有人,有人就不好开口。我退到楼道口望着,想着如果有人,说完事也就出来了。正等着下面有人上来,我马上就往下走。上来的人是丁小槐,他很热情地说:“大为,好久没到这边来了,忘记老朋友了吧?”我应着说:“好,下次来。”就走了下去。“忘记老朋友了吧”,品一品这话,是处于优越地位的人说的话,弱势的人能这样说吗,谁跟你是老朋友?这么一句随口说出的话细想下去,真可以听出一种关系,一种结构。我池大为也并不缺点什么,怎么就在结构中处于这种地位?说起来也是我自己把自己给规定死了。妈的,一个人就是不能把自己看成什么名贵花卉。第二天上午就是厅里的办公会议时间。早上我在布告栏等着,一直在折磨马厅长的车来,一直在折磨我马上过去说了自己的想法。他感到意外,说:“小池有什么顾虑吧。”我说:“我现在要管处里的事,又要写博士论文,时间有点紧。”谁知他说:“那就缓一缓,等你八月份拿到博士学位了,也没谁能说什么了。凭什么说?要不他也去拿一个来给我看看。”我没料到他对事情的理解如此透彻,他完全明白我的处境,我也就不再讲那些理由,连声说:“马厅长您真是知道我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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